我赶紧跑过去给弟弟穿衣服，然后母亲给他洗脸，问他：“涛涛，今天跟谁玩？”
弟弟指着我：“二姐姐，和二姐姐玩。”
我和弟弟的革命友谊就这样继续下去了。
1978 年的夏天，知识青年返城。煤矿隶属乌鲁木齐市，但位置却在离城市约一百公里的大山顶上，这里海拔 2600 米，虽然空气清新，可有些人会有高山反应。
从农村到城市，从种地到工人，煤矿自然是不用种地，这些知青返城到了煤矿也算是从种地改行变成了工人，不同的是这里不是城市，这里的工作男知青下煤矿，女知青去焦厂，所以，知青们来的很不开心。
那天下着小雨，地上的黄土变成了黄泥，走到哪里都是满脚泥。
四五辆大解放车拉着满满的一车厢人，停在了新盖的那一排红砖房跟前的空地上。
男知青们黑着脸跳下车开始拿行李，一边骂骂咧咧：“从农村出来到煤矿，不当农民了，该当煤黑子了。”
“有本事的就不用到煤矿，人家进工厂了，只有咱们没后门的只能到煤矿，想开点吧，怎么说也是当工人了，离进城不是又进一步了吗。”
有几个女知青死活不下车，哈奥不容易被同伴拉下车，就坐在地上开始大哭：“我要回家，我不在煤矿，我要回家。”
“就你娇气吧，你自己回家吧，你家有关系可以让你进工厂，赶紧回去吧。”有的女知青对这个哭哭啼啼的开始看不惯。
他们的行李中有吉他、电唱机、装在一个厚厚的大纸袋子里的唱片、还有小提琴、手风琴等等。这些都是以后我们跑去知青宿舍玩知道的新鲜玩意。
男知青绝大部分去了井下工作，每天从矿井出来，也和其他老矿工一样，只有两只转动的眼睛和张嘴可见的白牙。他们下班直接去了大澡堂，洗干净了才回宿舍，开始弹琴放唱片，唱歌跳舞。
女知青同意分配到焦厂运料和烧火，戴着头巾和口罩，手上也是厚厚的手套，虽然是户外工作，可焦厂的浓烟一样熏得女知青的口罩嘴巴鼻子的地方黑黑的。下了班，只要洗了脸，换了衣服，女知青顿时恢复成 靓丽的风景线。
知青的到来，让煤矿所有的人都兴奋了起来。毕竟知青都是年轻人，爱说爱唱爱跳，逢年过节的时候，成了煤矿最热闹的时候。
八一建军节，会有其他单位的上来和煤矿的小伙子篮球比赛，这时候赛场上的知青们个个帅气十足，围在球场周围的大人小孩无不在为自己的球队鼓掌喝彩。煤矿的小伙子们很威武，成了总厂的冠军，还代表总厂去参加市里的比赛。
这群知青里有宋师傅的儿子宋林。这个帅帅的大男孩，当时只有 19 岁。16 岁去当知青，19 岁返回煤矿。但他返回来的前一年，宋师傅调去了巴伦台的当副厂长。宋师傅本来可以直接把儿子留在巴伦台随便安排个工厂当技术工人，但从不谋私的宋师傅没有管老大宋林，听任上级部门的安排分到了煤矿下井。
母亲知道宋林是宋师傅的大儿子，对他格外照顾，平日里家里有好吃的，改善伙食都会叫他来家里。这个大哥哥也格外勤快，还特会做饭，每次到我家吃饭，都会打来食堂的很多碗米饭或白面馒头。
第21章 献血
1979 年的春节空前热闹，知青们排演的各种文艺节目就像一场饕餮盛宴，让基本没有文化生活的矿上活跃了起来。
大礼堂座无虚席，有很多人来晚了只能站在走道里。独唱、合唱、舞蹈、诗朗诵，赢得阵阵掌声。年三十矿上所有的人都在大礼堂里，过的别有意义。
那时候就觉得知青好厉害，没有他们不会的，没有他们不懂的。于是喜欢上去知青宿舍玩。
我们几个小伙伴喜欢去王大头的宿舍，他和他哥哥一个宿舍，两个人都在井下上班。他们兄弟两，一个会拉小提琴，一个会谈吉他，他们的房间还放着一个老式留声机。我每次去就盯着留声机看，挨着留声机的就是一张张红色的唱片。
也就是那个时候我爱上了唱歌，之后更多的时候是跟在邻居谢叔叔的二胡下唱着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。可母亲却觉得我唱的非常难听，甚至说我是在“震飚”，只要母亲在，我就不唱，没有她在，我能一口气唱遍自己会唱的所有歌曲。谢叔叔也乐意陪着我一首接着一首的伴奏，这也算以后我去参加通俗歌曲大奖赛的启蒙吧。
夏天的时候母亲趁自己休息，带着我们三去山上网蚂蚱。蚂蚱是山上的一种昆虫，太阳越大，这种虫子长的越肥大，大人们都带着孩子们上山抓蚂蚱。最开始真的是用手抓，一个一个的往空酒瓶子里装，装满一瓶再装下一瓶。中午的饭很简单，一瓶水、一个馒头、或者一根黄瓜或者几个西红柿。母亲在供应站工作，黄瓜西红柿对我家来讲都不孙什么稀罕之物。
后来不知道是那个大人发明了网子，一个铁圈，铁圈上绑一根木棍，铁圈边上是用纱布做的一个长型的大袋子。纱布透风，拿着木棍跑起来，风就把纱布袋子撑得大大的，地上的蚂蚱就霹雳啪来的往里面蹦。这样的速度简直是快的不得了，有时候，一网子下来，可以装满两个酒瓶子。这时候酒瓶子就变成了塑料袋，或者布袋子。能跑的人，一天下来能网半个面袋子那么多。
拿回家的蚂蚱再用开水烫一下，之后晒在屋顶上，干了就收起来，等到冬天给下蛋的鸡喂，母鸡一样一天一个大鸡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