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道疤的边缘歪曲，像是早年被尖锐物勾伤，也像是个开口，让我想再撕大一点，看清楚里面。
这是他第一次拒绝我的要求。
他重新闭上眼，整张脸都侧进黑暗，似乎不把我放在眼里，更不在乎世界是什么模样。
但他很在意「术师」的事？
不死心地蹲下身，我凑近他，手掌覆上他的大腿。
他绷紧身体，看过来。
一瞬地警惕与坚硬，便又放松。
他移开视线，态度一如既往的，像是什么都不在意、什么都无所谓。
只有体温在慢慢传递。
没多做什么，只是单纯的触碰，或许像是安抚。我就安静坐在地毯上，守在他旁边。
毕竟，总不能逼他说吧？要是他骗我怎么办？
只能和他搞好关系，让他自愿开口。
但要如何和男人搞好关系？
想来想去，我觉得随便吧。难不成还要我给钱？还要我哄着他？那好肉痛又辛苦。我才不要。
总之，先试试最古老的办法——
一起睡觉。
作者有话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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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理衣：为什么不稍微殴打对方呢？
*以后有直哉的好日子过。
第3章 嫌犯 他不像有信仰的人。
俗称，一起睡觉；
雅称，灵与肉的交流；
下流的称，不能说。
我控制住手指，以防它去捏甚尔的腿，但视线上移——
鼓囊囊的胸脯撞进眼中。
甚尔非常有料。
他绝对是我见过身材最好的人。每条肌肉都紧实地收束在皮下，像打磨好的刀，边缘锋利。
深呼吸，抬手，把手慢慢从他腿上挪开，不然我真的会想尝试手感。
“啪嗒啪嗒啪……”
卧室门外响起声音，是津美纪或者惠穿着拖鞋在跑，一击一击敲落我的计划。
“唉。”
有小孩在家，而这个公寓内部隔音不太好，所以……至少不能现在做。
得挑个合适的日子，正式预约。
7、
两天后，是周一。
公司因故停工。
津美纪和惠去到幼稚园。
而甚尔不在家。
我拿起电话，拨通甚尔的号码，那是我第一次给他打电话。
第一遍，铃声响了会儿，无人接听。犹豫片刻，我才拨出第二通电话，这次很快就打通。
“你现在有空吗？”我问。
电话那边很安静，不像在室外。
隐隐约约，似乎有水滴落的声音，或近或远，有些黏质感。奇怪的是，没有人的动静，没有嘴靠近听筒时该有的呼吸声。
甚尔在干什么？
“什么事？”
他的声音突兀冒出，和面对面相比，失去了磁性。他依然没有呼吸声，似乎能精准控制身体，正隐匿在什么地方。
“你能回来一趟吗？在下午三点之前。”
“为什么。”
“你别问，我想拜托你做件小事，很简单，不会为难你，大概？”
“……”
电话那边沉默着，也不知道在想什么，可能怕我干坏事坑他？
但他怎么能这么想呢。
除了看起来拜金点，我可没暴露过恶劣的一面。
最终，他说，“行。”
我却反悔：“等等，我觉得还是先跟你说具体要做什么？”
比起面对面被拒绝，还是在电话里被拒绝更体面。
“……快说。”
他有些不耐烦。
“好吧，我想让你回来和我履行夫妻义务。”
我揪出衣服的线头，又压着指甲，突然觉得拇指上的月牙怪好看的：
“简单点说，和我上床。”
“……”
听筒那边的人又陷入寂静，但环境却出现杂音。可能是甚尔的呼吸声，也可能是他动弹时的衣物摩擦声。
他像被惊到了。
这是什么反应！
换只手拿电话，我身体后仰，重重躺倒在沙发上。
天花板有些裂痕。
“你表现得很随便，我以为可以的。怎么了？不行吗？你都随便找人结婚了，难道没想过要做吗？”
眯起眼睛，让裂痕占满更多视野，我说：“你总不会是纯情的类型吧？”
“哈。”
这一声简直是从喉咙挤出来的。他一反平日那副死样子，声音都变得鲜活。
“……呵。”他冷笑，“我只是有些惊讶，毕竟你是无利不起早的人，和我上床可得不到什么。”
“你到底回不回？”
“回。”
“滴。”
按断电话，我去冲澡，再换身衣服。
暗红长裙露出肩膀，从胸口开始向下。它包裹住身体，勾勒出线条，在小腿中段像花一样绽开。
“真是可恶。”
抱怨的话语从口中流露，我怎么就无利不起早了？
虽然大部分情况是吧……唔，好像还真是，除了对津美纪。
拿起眼线笔，我对镜打量自己的脸，犹豫片刻，还是没有动笔。素颜已经够看，要是再上妆，等妆花掉反而会显得奇怪。
但我还是找出口红，涂抹在中间，擦拭开来，抿唇，确认血色没有沾到牙齿。
“叩叩叩。”敲门声响起。
心脏猛地跳动，紧接着被捏住。
这太快了。
甚尔也不需要敲门。
深深吐出一口气，镜中的红也随之褪色，变作火烧过的灰，覆盖住好心情。
麻烦事就是这样，总在不恰当时找上门。
“咔嚓。”
我推开门，男人站在外边，穿着冷调的蓝制服。
“上午好，伏黑女士。”
他举起警官证，笑着说：
“我是埼玉县刑事部的警察，有些事需要请您去署里详谈，可以吗？只是协助调查。”
8、
审讯室的气温极低，就算加了件外套，鸡皮疙瘩还是爬满全身。
如果向警察提出请求，想把气温调高，回应只会是他们也没有办法。原因可能是按键坏掉，也可能是操控不了中央空调。
这是故意的。
把嫌疑人晾在不舒适的地方，目的是加重焦虑情绪，使其露出更多破绽。
但这些对我没用，要是老家的警察，就不会对我这么做。
现在好了。等我回家，津美纪肯定也放学回家，和甚尔约好的事又会推迟。甚尔说不定还以为我在耍他，不给我下次机会。
我只是想睡个帅哥，还是我丈夫，怎么会这么难？
百无聊赖地趴在桌上，我用体温将桌面温热，再抱住自己，独自等待一小时，终于等来两个警察。
“可以给我拿瓶水吗？我真的口渴。”我抱怨道。
他们早有准备般，递来瓶纯净水。接下来的四小时，就是无聊的拉锯战。刺目的白灯下，他们反复提问，时不时打压，时不时安抚，来回拨弄神经，试图让我露出破绽。
问话从日常开始，逐渐逼向核心。
“6月21日那晚，你在做什么？”
“上班，下班，然后回家。”
“有人证吗？”
“我女儿？啊，还有个小朋友，是我邻居家的孩子。”
就是那天，我捡到惠，很快又附带上三亿日元和一只甚尔，还得知没患精神病的事实。
那可真是幸运日。
常规问话又重复好十几遍，从那天的事，到我老家死去的“熟人”，警察终于失去耐心。
“看看这个。”
啪地一声，几张照片甩在桌上。
照片里是我的老板，他面目狰狞，裸着上半身，正面有巨大的红色十字架。
那十字架是用血肉与骨头的凹陷：拳头宽的贯穿伤，从下巴破到腹部，从左肋侧开到右肋侧。血和内脏流了一地。
像是宗教祭祀。
警察盯着我的眼睛：“监控显示，6月21日晚，你最后离开公司，在公司大门口曾遇到他。他满脸是血地向你求救，你为什么不报警？刚才也不提及？”
“原来是那天遇见他的？警官，难道你会记住每件事的发生日期吗？而且，现代人嘛，当时我以为他在搞行为艺术，就没管。”
警察脸色更差。他们把现场说得绘声绘色，又说起老板的家人可怜。见我无动于衷，他们一个白脸一个红脸，一个叫骂一个安抚，最后还是只能暴露更多情报。
“他死在公司最高保密的实验室，进入渠道只有一个。”
警察压低声音，凑近我，快要抵住我的额头：“需要刷高权限的卡，才能进去。比如你部长的卡。那天晚上，部长的卡就在抽屉里，而你是唯一还在公司的人，还和部长有矛盾。”
他死死盯着我：“伏黑女士，那张权限卡在哪里？”
他是暗指：我杀了老板，还栽赃嫁祸给部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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